呼和浩特村镇地名拾趣
阴山脚下的呼和浩特地区，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，这里形成了很多民族杂居的自然村落，现有的自然村落绝大多数形成于清代中前期，蒙古语和汉语的历史地名较多。
“沟子板”、“黑兰不塔”、“一家村”、“麻花板”、“倘不浪”、“厂汉板”、“兵州亥”、“哈素海”……
提起这一个个熟悉而又拗口的地名，即便是土生土长在呼市地区的人，也不一定能准确说清一些村落名称的真正含义。
1981年2月至1982年5月，呼市地区开展地名普查显示，呼和浩特地区当时共有自然村落1138个，其中汉语村名735个，少数民族语音村名403个，在少数民族语音名称的自然村落中，除以蒙古族语音命名村名的外，还有一些以藏族、满族等语音命名。
其实，无论是以汉语，还是以蒙古语音、藏族语音或几种语音混杂命名的自然村落，都有其明显的历史时代特征和浓厚的地域、宗教、民族特色，其名称的来源与背景，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。
以地形地貌命名
清朝康熙末年范昭逵《从西纪略》记载：“蒙古以物名地，率多类此。”
的确，很多村镇是以所处的位置命名：如“前一间房”，因清朝乾隆年间，毕克齐韩氏迁居此地，盖一间房居住，因位于“一间房村”南，故名“前一间房”；“北淖”，蒙古语为北面的小湖泊，此外如“东地”、“南店”、“南火盘”等等。
以地形地貌命名：“哈素”，全称为“哈拉乌素”，蒙古语为青水海子(内陆湖），清朝中叶形成村落，因靠近哈拉乌素海，以海得名；“倘不浪”，蒙语平地泉的意思，该地地势低平，有下湿沼泽地，清乾隆年间形成村落，因平滩上有水泉而得名；“脑包”，也译作“鄂博”、“敖包”，原是蒙古人做路标和界标的石堆，清乾隆年间，当地蒙古人在此砌起一座脑包，后形成村落；此外还有“善岱”，蒙语低洼、壕沟之意；还有“沙梁”、“东沟”等。
以村舍房院的特征、高低、新旧甚至颜色形状命名：如“呼和板”，意为青砖房子；“三间房”，因1929年讨合气村赵、云、冯三户在此种地，因各盖了一间房而得名；“善友板”，即“沙拉白兴”，蒙古语意为黄色的房子，因村内的房子多为红黄色；“依肯（克）板”，蒙古语意为大房子等等。
以定居者情况命名
以初始定居者的祖籍地命名的也很常见：如“岱州营”、“忻州营”，最早定居者大多来自山西代县、忻县地区；“麻花板”，定居者最早来自山西省河曲县麻花梁。还有以聚居者姓氏命名的“耿家营”、“段家窑”等。
以当地住户从事的生产劳动命名：如“水磨”，清朝初年，迁居此地的居民建了十几盘水磨，利用水磨沟的水加工粮食和香料，故而得名；此外还有“毕克齐”，俗称“毕前气”、“毕斜气”，曾用名“毕气克气”，古书记载“毕七沁”，意为先生或旧书吏，据清朝康熙末年范昭逵《从西纪略》载：“‘毕七沁’，犹言能书者。传言，元太后命汉官写经，年久不归，安土于此，今人毕其后，蒙古以物名地，率多类此。”另传，以阿尤喜为首的一批蒙藏兼通的文人在蒙译大藏经书《甘珠尔》时，分别居住在“大毕克齐”和“毕克齐”。此类还有“阿亦格沁”，意为木碗匠驻地；“沙尔沁”，挤奶人驻地；“石匠营”、“银匠房”等。
另有以工商业字号名称命名：如“四合兴”、“和顺店”、“大兴昌”等。
康熙前期（1661~1671年），鼓励各地大规模开垦荒地，晋、陕、冀的人民纷纷“出口外”定居，所定居之地，有的以放垦所编号码为村名，如十一号、三十号、郑家三号等等。还有的是以拥有几犋牛作为村名，如“六犋牛”，有的是以合股开荒的地股数作为村名，如“七股地”；而有的则是以租买土地的份数（清代大青山后山地区以方圆一华里为一份）作为村名的，如“二份子”等。
以名胜古迹命名
众所周知，呼和浩特地区有着很多历史文化留下的印记，而不少地名又与此有关。
如保合少“大窑村”，是大窑旧石器时代制造厂所在地；“古城”，即战国和秦汉时代的云中古城旧址；“石人湾”，村旁有数尊古代石人；“塔布图力亥”，蒙古语意为村旁有五座大土堆即五个古墓堆；“白塔”，古丰州万部华严经塔所在地；“焦赞坟”，传说是宋代将领焦赞的坟墓所在地等。
还有的村名，来源于一段传奇式的故事。如托克托县的“黑水泉村”，在县域东六十华里处有一眼泉子，其本名为明水泉，但人们不称其雅名，却称俗名“黑水泉”，此泉虽值严冬，但不结冰，泉水涌出胜似温泉。在托县县城东北六十华里，还有一个“满水井村”，据传满水井村内有一眼约十余丈深的水井，水味甘甜，清代归化城养驼户每于放场时，都到这里放牧。虽有数千峰骆驼，但日饮此泉，不见井水减少，井水老是与地面相平，井所在的村落被称为“满水井”。
受藏传佛教传播的影响
明朝隆庆年间，阿拉坦汗（亦称俺答汗）筑库库和屯定居后，被明廷授镀金银印，封为“顺义王”。
阿拉坦汗皈依藏传佛教——喇嘛教，在当地建起了不少喇嘛寺庙；前清时期，清廷亦把佛教奉为国教，继续在各地修建寺庙，呼和浩特地区更是寺庙林立，喇嘛众多，故有所谓“七大召、八小召、七十二个免名召”之说，如大召、小召、乌素图召等。
那时呼和浩特地区形成的村落名称，大多与喇嘛教有联系。如，喇嘛营湾、沟、圐圙、庙、盖等名称至少有20多个，其历史典故大多是由于曾经有喇嘛在当地活动、生息、居住或逗留过。此外，班定营的“班定”是藏语，是以一名藏传喇嘛教徒命名，彭顺营，也是藏语喇嘛名。
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
“板升（申）”，蒙古语有城、屋、堡子之意。
呼和浩特地区的村落名称中，带有“板”或“板升（申）”村名的自然村落就有50多个。元代之前的呼和浩特地区，由于连年战争民不聊生，是村落稀疏、人烟稀少的游牧或半农半牧区。
16世纪初，蒙古土默特部在阿拉坦汗的带领下，开始长期驻牧于土默川，使荒滩重新成为优良牧场。此时，山西、陕西、河北等地不堪忍受明廷剥削压榨的汉人，纷纷流亡到土默川定居谋生，同时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、技术，到1571年，土默川已聚集汉人5万余。在数十年中，蒙汉族人民在东西三百里、南北二百里的范围内开垦了万顷良田，在大黑河两岸，建起了数百个“板升（申）”村庄，土默特部也有人建起二千多人居住的村庄，从事农业和半农半牧业。这就是阿拉坦汗时期出现的“板升（申）”和“板升（申）农业”。
“板”或“板升（申）”村落名称由此而起。明清时代，土默川上以“板升（申）”称村名的自然村落有数百个，有的“板升”干脆被人们简称为“板”。
呼和浩特地区有70%以上的自然村形成于清代康、雍、乾三朝约150年之中，这与清廷当时的移民实边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“一出托城北阁儿外，哈拉板升（申）来得快；走五申，过伞盖，祝乐沁，公布到善岱；口肯板申挨杭盖，塔布、帐房、波林岱；前后合理、麻合赖，东西红岱到袄太；大里堡，兵州亥，一程子就到北门外……”这句顺口溜，说的是旧日的呼和浩特地区从托克托县城到归化城的大体路线，人们用“顺口溜”很上口押韵地把沿途所经过的主要村落串连起来，说起来顺口，记起来容易，所以一直流传至今。